———后WTO时代金融演义系列

　　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在趋势转向和市场异变中渐趋增强的不确定性，让开放度与日俱增的中国进一步受到了外部共振的潜在冲击。内外合力之下，看似有悖常理的人民币汇率“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结构性差异，就是引人瞩目的最新例证。“差异就是矛盾”，以全球视角、辩证思维来审阅，人民币汇率矛盾本质上是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剧烈震荡和中国金融改革稳健前行在对立统一间的一个时序擦肩，是中国经济内、外部均衡共同缺失下的一个货币倒影。

　　首先，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具有形式微妙的矛盾真实性。“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述了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但其弟子克拉底鲁和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却用巧舌如簧的诡辩向这道先世的思想曙光发起了攻击：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随后哲学思辩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发展证实，这种幻化矛盾实际上才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人民币汇率矛盾并非类似于“飞矢不动”或是“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货币幻觉，而是客观存在，只是它可能是以一种难以感知的复杂形式表现着。在通货膨胀不断高企的背景下，人民币的对内购买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对外升值这一面。

　　根据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权威数据，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今年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8.68%，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2.15%，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8.17%。显然，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结构并非简单“升值”二字所能概括，对美元升值，对大部分非美货币贬值的差异性结构一直伴随着汇改的循序演进，并在最近几个月的国际金融震荡中更趋明显。鉴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首要权重、美元在国际市场标价和外汇储备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人民币“汇率篮子”中的较大比例，用“对外升值”概述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外部特征是真实贴切的，不过就此忽视其背后复杂汇率结构显然有失偏颇。

　　其次，对立是统一体内部的对立，在对立面的相互对立中存在着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假如从中国经济的视角审阅人民币汇率矛盾，只能看到货币价值对内和对外不同趋向的相互对立，假如将视角放大到整个世界经济，那么均衡汇率决定理论足以解释同一种货币对立币值趋向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从内部看，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使得周期性风险潜在积累，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信贷增长较快、外贸增长较快、资产价格高企等“过热”现象的存在给物价稳定带来了较大冲击，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从外部看，通货膨胀带来的对内贬值构成了对外贬值的动力之一，但这并不是构成人民币对外汇率这一“双边货币比价”币值变化的唯一动力，因为人民币还面临着对外升值的一系列动力，比如实际汇率在汇改过程中向均衡汇率的趋近，中国经济处于上行阶段与主要西方国家走进下行阶段的周期性对比，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稳健紧缩与主要西方国家潜在放松的风格对比等。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国经济基本面、政策搭配和交往程度的不同，人民币在对外汇率结构中的国别差异是显著存在的。美国经济受“次级债风波”影响相比欧洲各国较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异变性相比欧洲央行较强，美国经济基本面周期性调整相比欧盟较晚，这意味着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大于贬值压力，而中欧之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要弱于贬值压力，这就导致“人民币对美元走强，对欧元走弱，同时欧元对美元走强”的汇率结构。可见，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不完全对立，对内贬值之所以没有带来对外贬值，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元贬值更为剧烈，而美元恰巧又是对人民币而言最重要的外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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